吴英案辨析民间借贷底线

“目前的经济形势下，不少企业遇到了融资难。如果把界限明晰了，就可以把正常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以及集资诈骗区分开来，这样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”

“东阳富姐”吴英在看守所中度过了她28周岁生日。

2007年2月，吴英以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被东阳市人民检察院（初级）起诉；2008年11月，她以“集资诈骗罪”被金华市人民检察院（中级）起诉；2009年4月，被羁押了两年的吴英，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受审。一方控其犯有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，一方却辩称其无罪。控辩双方争论激烈。直至记者发稿时为止，吴英一案依然没有宣判。但不管结果如何，如何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底线，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关心的焦点。

“不特定对象”的争议

“是犯罪行为还是正常的民间借贷，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债权人的特定性还是不特定性。向特定的对象去借款，哪怕人再多，有1000个人，也是民间借贷，比如公司向员工集资等。只有涉及到不特定的对象，才符合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’的‘公众’一词。”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说。

但是，由于目前尚没有相关的法律界定，对什么是“不特定对象”的不同理解，也就造成了控辩双方的不同观点。

在吴英一案中，根据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，吴英从2005年8月到2006年11月，先后从蒋辛幸、周忠红、林卫平等11人处“集资诈骗”共38985.5万元，其原因之一就是这11人属于“不特定对象”。

然而辩方律师却认为，上述11人，有的是吴英的同事，有的是吴英的多年好友，有的是相识后借款，有的是借款后成为朋友乃至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他们都是吴英的朋友，除了借款，他们与吴英之间还有着其他的往来。对吴英来说，他们是一个特定的朋友群体，而非“不特定”的社会公众。

无论对“不特定对象”的理解如何，事实上，民间借贷行为到后来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情况并不鲜见。早在1986年，在温州市的一起民间融资活动崩盘的恶性事件中，一名叫郑乐芬的女子因吸纳6200万元，被温州市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死刑，于1991年9月经最高法院核准立即执行死刑；2003年10月，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，因非法借贷被徐水县法院判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，处罚金10万元。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争议不断。

“当时孙大午的案件，争论的主要是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，民间集资这一行为是否合理，也就是法律规定是否合理的问题。但就法律本身来说，孙大午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在定性上是没有问题的。”杨照东说，根据公开报道，孙大午集资的对象，除了员工和亲朋好友外，还有附近村庄的村民。而这些村民对孙大午来说就是“不特定对象”，属于“社会公众”范畴。

“我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，但在义乌，民间借贷非常普遍，要说不涉及到陌生人，那是很难的。”义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告诉记者说，如果仅从借贷对象上界定是否犯罪，那么“义乌的一些企业家都有犯罪嫌疑。”

吴英：“非法集资罪”？

现行《刑法》没有“非法集资罪”的罪名，但是由于非法集资可导致两种不同的罪名，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两宗，因此在民间借贷产生纠纷后，债务人一旦被定为有罪，大都与这两种罪名有关。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的，而丽水市“小姑娘”杜益敏集资案，则是以集资诈骗罪被定罪。由于地缘相近，时间相近，外界经常会拿吴英一案与杜益敏一案相比较，而猜测吴英究竟会被怎样判刑。

法院判决书显示，2003年到2006年7月，杜益敏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的方式，非法集资高达7亿元，于2006年7月被公安机关拘捕。2008年3月，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被告人杜益敏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2009年1月13日上午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宣判，驳回杜的上诉请求，维持丽水中院的一审判决。.